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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传销参与者有多少?6000万!这回知道为什么感觉传销这么多了吧

媒体报道 时间:2017-12-05 18:48 点击: 作者:反传防骗联盟
[导读]反传销 据《新浪潮》记者窦昊12月4日讯:进入2017年以来,有关传销的新闻突然高密度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特别是近三个月,打传新闻井喷似地增长,从微信推送到互联网、手机APP,头条的内容经常会有打传、反传的身影出现,一时间舆论汹汹,甚至连外媒也关注到

反传销据《新浪潮》记者窦昊12月4日讯:进入2017年以来,有关传销的新闻突然高密度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特别是近三个月,打传新闻井喷似地增长,从微信推送到互联网、手机APP,头条的内容经常会有打传、反传的身影出现,一时间舆论汹汹,甚至连外媒也关注到近期中国内地严峻的传销形势。看上去,今年的传销案件扎堆涌现,社会公序良俗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凡事有果必有因,报道出来的案件是结果的话,它们的原因何在?为此,《新浪潮》记者进行了一番梳理与采访。

 

传销“新旧款式”的并发

        2016年末到2017年初,一款名叫“维卡币”的虚拟货币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如此受瞩目,倒不是因为这款号称与“比特币”齐名的虚拟货币本身有多么坚挺或者坑了多少人、多少钱,而是有一个叫陈满的人往“维卡币”投资了100万,而这100万,是他用23年的自由换来的。原来,2016年2月,因杀人被判入狱23年的陈满无罪释放,当年5月,陈满和海南高院达成协议,获国家赔偿275万余元。陈满拿着这些赔偿款进行创业,他看中了维卡币。但是在投资半年多之后,2017年初,陈满的家人选择报警。而早在2016年,维卡币就已经被广东警方认定涉传。

        2017年3月份,国家旅游局和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声明,“WV梦幻之旅(WorldVentures)”涉嫌构成传销行为。此前的2015年,“WV梦幻之旅”曾利用部分“明星合影”进行虚假宣传活动,受到部分知名演员的公开联名抵制。而在这期间,部分省市的工商、公安、旅游管理部门也已针对“WV梦幻之旅”项目发布预警警示。

        2017年4月上旬,一条“女尼结婚”的消息突然爆红网络。经查实,消息配图及视频中曝光的所谓“女尼”,实为“张健五行币”这一传销组织中的剃成光头的“高级女性助理”。其首领宋密秋(化名张健)2013年被公安部门通缉后外逃,2017年6月,宋密秋从印尼被缉捕回国。

所谓的女尼实为“五行币”的组织的光头女助理团(视频截图)

 

        2017年7月,“平安北京”发布通报称,部分“善心汇”会员被别有用心之人煽动来京非法聚集,严重扰乱了首都社会秩序。而从2016年5月以来,善心汇传销组织打着“扶贫救济,均富共生”的幌子,以高额收益为诱饵,积极发展下线。其会员共有500多万,遍布全国31个省区市,涉案金额数百亿元,是近年来较为罕见的特大涉嫌传销组织。

        2017年8月初,媒体报道,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通过招聘网站找工作,误入传销组织“蝶贝蕾”。2017年7月14日,李文星的尸体在天津市静海区G104国道旁水坑里发现。随着事件的发酵,8月15日,国家工商总局、教育部、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四部门印发了《关于开展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从事传销活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指出,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传销活动专项整治行动,要求严厉打击、依法取缔传销组织。

        2017年9月18日,央视新闻频道《焦点访谈》报道了海南海口破获的一起传销案。与维卡币类似,这起传销案打的旗号也是虚拟数字货币。犯罪嫌疑人口中的“数字货币”叫做“亚欧币”。短短一年,“亚欧币”吸引参与者超过4万名,吸收资金超过40亿元。

        以上这只是见诸报端的较大的打传新闻,其余各种信息终端推送的反传、打传内容难以尽数。可以这样说,2017年的社会舆论,传销成为最大的热点。

 

被忽略的现实

        “传销案件破获的年年都有很多,只不过以前媒体报道出来的少。今年出了善心汇和李文星的事件之后,传销的形势被放到了聚光灯下,人们才开始投入精力关注。”国内著名反传人士、“打传防骗”主编黄义在接受《新浪潮》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据接触传销的业内人士估计,目前国内直接间接参与传销的人员超过6000万人,也就是说,国内大约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曾经或正在参与传销。更为关键的是,一旦加入传销组织被洗脑之后,这些人就像是中了邪,对于日常社会的一切都无法适应,甚至对许多人来说,一入传销就再也难以自拔。“许多做传销的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出来之后,他们无事可做,又没有别的技能,如果再没有人干预、反洗脑,他们还是会选择去做传销。”黄义说。对此,曾经身陷传销的王安明(化名)颇有感触,他说:“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坐牢太久的人,出来之后是没法适应社会的,如果没有合适的糊口技能及心态,从监狱放出来也依然会重操旧业。干传销的人一样,他们习惯了来快钱、来大钱,正常的挣钱手段对他们来说太累太慢了。因此从这个传销的盘出来之后,只会去找下一个盘,不断地换新盘挣钱。”

反洗脑戳破传销吹出的泡沫

 

        在王安明看来,传销就像是一个貔(pi)貅(xiu),虽然吃得慢,但是被吃进去的人出不来。“传销拉人有时候看似效率比较低,比如可能会花好几个月的时间通过网络聊天假扮‘男朋友’、‘女朋友’的方式钓鱼,可架不住传销的人多啊,对你来说可能花了好几个月来钓,而对方其实会跟多个目标都在聊。”王安明说,“慢慢的,被传销吸纳的人就越来越多,而能成功逃出、接受反洗脑的人则始终赶不上进传销的人多,因此传销的人数有增无减。”

        另一方面,由于传销的人群庞大,而执法力量有限,因此公安部门打击传销案件只能从最严重、最紧迫的入手。这样一来,就造成了较多的、相对程度较轻的传销组织被暂缓处置的局面,而这就被传销组织者抓住不放,成为“国家暗中扶持”、“执法部门不管”的曲解的“证据”。“对于某个个人来说,当他向相关部门举报传销案件时,这对他来说就是全部。但是在工商、公安等相关部门来说,这种事情太多了,只能分轻重缓急来处理。”

        同时,人们口中所称的经济增速放缓,也是传销行业人员增多的原因之一。济南某专科学校分管学生工作的宋老师告诉记者,近两年就业形势严峻,不少学生毕业后只能临时找份工作先干着,这样就很容易陷入“病急乱投医”的境地,给传销组织以可乘之机。“我们有学生还在上学期间,就曾被亲戚拉着进了传销组织,好在学生激灵,跑出来之后及时报警,才化解了危机。”宋老师说。

        “社会风气浮躁,各种炫富、拼爹的事情层出不穷,对物质的追求成了绝大多数人的梦想。这与传销组织画得大饼不谋而合,许多人缺乏社会经验、没有分辨能力,很容易被传销组织给忽悠了。”王安明说,“从来都不缺容易被骗的人,就看骗子们努不努力。但问题是,传销许诺的诱惑力太强,传销分子不会去发展下线的脚步。而这一切事情,大多数的普通人根本感觉不到。”

 

“直企肯定会受传销拖累”

        传销的高发,再次给全社会敲响了警钟。但是民智是一艘巨轮,一旦朝某个方向发动起来,就会一直朝前奔去,想要调头非常困难。对待传销也是一样——对于传销的警惕,会让直销也受到牵连,甚至在部分人的心中,直销和传销从来都是如影随形。

        家住东营的王女士对于直销的感受颇深。她告诉记者,她的一位同学就从事某国际大牌的直销。起初,看在同学的面子上,她买了一些对方的产品。但后来这位同学总是上门来推销,王女士不堪其扰,便选择回避。没成想,班里的同学聚会时,这位同学来到现场向所有人推销其产品并准备发展其他同学一起干,这让部分同学非常反感,甚至有人当场质疑这位同学是否是在搞传销,当晚的同学聚会最终不欢而散。“后来这个同学退了班级的微信群,也再没找过我或者其他同学卖直销产品,就像消失了一样。”王女士说。

        王女士的经历只是传销对直销影响的一个缩影。虽然《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已经颁布实施多年,而且相关宣传、报道从未间断,但是在大部分人们的心中,直销和传销依然难以区分。“我感觉干直销的和干传销的一样,拼命想拉你一起做,不同的是直销有正经的产品,传销则啥都没有。”王女士说,“不拒绝好几次,我别想得清静。”王女士的看法虽有偏颇,但也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一谈到传销,直销就会“躺枪”。

        在正规直企看来,传销新闻再多,也不会对他们构成太多影响。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直销企业之一,宝健认为,他们和传销有着本质的不同,且二者差异很明显,传销对他们没有过多影响。“我们认为,直销和传销已然界限分明,有本质的不同。有些直销企业如果容易让人误会成传销,应该从自身找原因,打铁还需自身硬。”宝健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新浪潮》记者采访时如是说,“直销并不是一个行业,它只是销售模式不同而已。有直销牌照并不是直销企业的‘免死金牌’,拿到牌照同样需要时刻自律、守法经营。同样的,有无牌照也不是一家企业是否良善的唯一依据。”

        但事实上,作为曾经的传销参与者、操盘手,王安明认为,传销和直销好比养在池塘里的鱼,传销作为害群之马被抓出来的时候,整个池塘的水肯定是会被搅浑的,这势必会影响到其他鱼的生存状况。“直企肯定会受传销拖累,因为不仅是在出身上,更因为在人们的观念里,直销和传销是绑在一起的,甚至连部分直销人也是这样认为的。”王安明说。

 

根除传销的路很长

        采访中,不少反传人士、直销人都认为,传销之所以屡禁不止,其原因复杂而多变,想要全部理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问题是,关系理不清,事情就无从下手,想要解决也变成了空谈。

        “从根本上说,社会经济活跃、各行业都朝气蓬勃,肯定会吸纳大量的劳动力,收入自然也会保持在比较合理的区间内。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业者的可选择余地比较大,就业压力小也会有助其选择工作时更加理性、避免被所谓暴富的事吸引。”前述宋老师说。同时,就业者自身的综合素质,也决定了其是否会受到传销的诱惑、影响。宋老师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教育资源存在巨大差异,许多乡镇和农村长大的人,对于骗子、骗术的辨识能力非常低。“在缺乏相关信息获取的前提下,从他们自身的经验出发,大部分骗术是超出他们经验范围的,基本上很容易被骗。而骗子需要去做的,就是从中筛选出相对有钱的而已。”

        另一方面,传销的组织者也在不断“升级”。在黄义的观察中,传销头目的学历也在不断提高。“大学生受骗之后,有一部分也会转化成骗人者——我被骗了就得找别人补偿回来。”黄义告诉记者,在他曾卧底过的传销组织中,不乏高学历的组织者。“我在一个传销组织中见过加拿大留学归来的人当我头目,还有的则是在日本数一数二的大学里毕业的高材生也参与起盘。”在黄义看来,这样的高知群体做别的正经职业不会比干传销挣得少且可持续,之所以仍然选择直销,无异于“报复社会”。

反传人士——黄义

 

        当然,在法律法规层面,对于加强传销的惩处力度的呼声从未停止,不少人认为现阶段对传销应加强打击力度。“对于传销的实际惩罚力度太小,不足以震慑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黄义说。事实上,由于组织度不断升级、传销形式不断变化,大量的传销组织无法迅速被定性查处,而真正查处的主要是领导人和组织者且惩处力度在他们看来并不严重,至于参与者,特别是假扮受害人的参与者,在法律层面几乎没有什么损失,这就给予他们更多的理由去搞传销。“违法成本低,获利空间大,在可能得情况下,谁都愿意去尝试,不去尝试的倒是不正常。”王安明说。

        值得一提的是,传销组织开盘往往都需要找公司来写制度、算得失,被称为“写盘”。要“写盘”少则几万元,多则数十万元,在利益的诱惑下,这些写盘手也成了助纣为虐者。

        此外,有关深陷传销的人的心理干预也是清除传销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在黄义看来,国内能有这方面专业技术及经验的,不会超过百人。“不少从传销出来的受害者,都有些赌徒心理,他们总想着继续干传销,找别人转嫁损失,殊不知作局者永远不会输,只能是更多的人被坑害。但如果及时干预,进行心理疏导,许多人是能转化的,传销就会少了许多发展空间。”而事实上,目前国内的反传销的心理干预大多停留在粗放式进行的层面,转化率与干预者的经验有很大关系,效果有时候需要看运气。而站到全国高度上来看,不足百人的转化队伍面对数以百万计的传销受害者来说,实在杯水车薪,想要根除传销道阻且长。

 

反传者:直销发展好传销自然没空间

        在国内反传销的队伍中,最多的群体是曾经的传销受害者。“打传防骗”主编黄义就是其中一员。2010年时,黄义曾经在广西上班时的同事邀请他到北京一起赚钱。黄义来到北京之后,并没有立刻看到赚大钱的机会,而是被前同事和其他的“朋友”拉着逛公园、打牌,这期间的聊天、游玩过程中,黄义对这些人产生了亲切的好感,并同意入伙。之后,黄义被封闭洗脑并被朋友们持续感染,成为传销者。

        “过去,传销发展还没如今这么大规模,人们接触的少,相对应的,对其的认识很老旧且模糊。而如今,传销的发展已经开枝散叶,形式不再单一,想要辨别,对一般人来说还是有些困难的。”黄义说。

        笼统来说,如今的传销分为南北两派。中国反传销网显示,北派特征以人员集体居住、集体活动为特征,以五级三阶制为奖金分配制度,生活环境恶劣,传销产品沦为形式,他们以招聘员工、网络交友等方式,把陌生人骗到传销组织中后,用语言或肢体暴力威胁、监视受害人、控制人身自由和手机,直到加入或者缴纳钱款,常有暴力行为的洗脑,最严重者跳楼致死。此次致李文星死亡的蝶蓓蕾属于北派传销。

        而南派传销几乎不控制人身自由和手机短信,以家庭为单位,串门的方式一对一进行洗脑。“这种形式很容易迷惑人,觉得没有危险,结果不知不觉还是被洗脑了。”黄义说。

        在几年的反传销经历中,黄义发现,国人的心理建构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传销的发展。“许多人没念过几天书,也没有经历什么事情,但对自己的感觉特别好,觉得自己不会犯错、不会被诱惑。因此,遇到了传销的骗术之后,要么不相信这是骗子,不停往里投钱,谁劝也不听;要么就觉得自己特厉害,想占人家骗子的便宜,这些情况都有。”黄义说。

《反传防骗联盟》发起人冯坚——反传销:我们在路上!

 

        反传防骗联盟负责人冯坚也曾深陷传销多年,如今拥有多年的反传经验的他自称,他的反洗脑的成功转化率在九成以上。而事实上,拯救深陷传销者只是他的副业。“我主要是在家乡做一些小型工程,但因为求助者太多,副业其实都已经变成了主业,一年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外地救人。”冯坚坦言,因为参与反传销的解救工作,他没少遇到困难和危险。有一次他被传销团伙在街上认了出来,瞬间十几个人拿着棍棒和砍刀围了上来,他掏出防狼喷雾一阵喷才脱险。之所以坚持反传销,是因为“那份参与传销、并给他人带来痛楚的自卑感与耻辱感,始终在心里难以抹去。”

        在冯坚看来,国内的传销组织已经从控制传销参与者的人身,升级到控制参与者的精神。“传销组织每被打击一次,他们就升级一次,起逻辑方式也会跟着升级。”举例来说,近期的传销组织喜欢用“国家暗中扶持”来鼓舞参与者,一旦遇到工商、公安部门打击,传销组织的头目就会说出一套奇葩的逻辑:国家是正面打击、侧面扶持——打击是在清理队伍中的不合格人员,剩下的就是队伍的中坚力量,打击其实是帮助组织“规范”。

         “中国人喜欢阴谋论,总是不相信自己看到的,非要从表象中找到一个内在的逻辑来支持自己的想法,这就给了骗子们可操作的空间。”王安明说。

        虽然骗术花样翻新,但归根结底,绝大多数身陷传销者,其实只是想挣钱而已。但因为目前有关直销的法律法规不适宜当下的直销环境,所以想靠直销挣钱的人不得不寻找其它的替代品,这就给了传销可乘之机。“只要直销发展、规范好了,传销的生存空间会被挤占,自然无法生存,好比正午阳光下的影子最小。”黄义说。
        内容来源:《新浪潮》记者  窦昊

    责任编辑:反传防骗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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